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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大为惊骇。他问杨一清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杨一清讳莫如深，只是说，公公您只需按咱们的计划去执行，水落自然石出。王阳明创建心学后，他的世界看似光明起来。他适应了龙场这块土地，并且和当地的土著发展出了深厚的友谊，这源于王阳明高度的传道责任感。悟道后，王阳明马上把精力投入到讲学事业中。他让仆人开发了一块空地当作潦草的讲习所，热情地向土著居民发出邀请。王阳明解释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个良知，良知能知是非善恶，“是非”属于智慧，“善恶”属于道德，圣人也不过是既有智慧又有无懈可击道德的凡人，而你一出生就具备这两种素质，所以你就是个潜在的圣人。只要你按良知的指引去思考做事（致良知），那就是圣人了。自然而然致良知的，是圣人；勉强自己而致良知的，是贤人；不肯去致良知的说明他的良知被遮蔽了，那就是愚人。虽然愚人的良知被遮蔽了，但他的良知却仍然存在。如果能致良知，那和圣贤就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圣愚的良知是一样的，只要肯“致”，那就是“人人皆可为尧舜”。北京金沙俱乐部王阳明的思维之船在1492年格竹子事件和1498年采用循序渐进读书法后，已经从停泊处漂了出去。他其实一直“颠簸在怀疑和不确定的艰难之海”中，几乎是左冲右突、上蹿下跳，但仍不能磨平那种成圣无望的痛苦，而“新的信仰体系和实践的体系”离他还有很远，他看不到，甚至连幻想都幻想不到。

北京金沙俱乐部来砸王阳明场子的人是贵州巡抚王质。王质早年在中央政府担任御史，知道王阳明。担任御史的人由于需要经常找碴儿弹劾别人，所以心理往往比较扭曲。王阳明来贵州，作为巡抚，王质当然早已知晓。按王质的想法，王阳明到他的地盘任职，应该对他有所表示。可王阳明那段时间太忙，忙着存活，忙着悟道，就把这位贵州官场上的大佬忽视了。王阳明就解释说：“舜常常自以为是最不孝的，因此他能孝；瞽叟常常自以为是最慈祥的，因此他不能慈爱。瞽叟只记着舜是他养大的，而如今舜为什么不让他快乐？他不清楚他的心已被后妻迷惑而改变了，还自以为能慈爱，因此他就更不能慈爱。舜总是记着小时候父亲是多么爱他，而如今之所以不爱了，是因为自己不能尽孝。舜每天想着自己不能尽孝之处，因此他就更加孝顺。等到瞽叟高兴时，他只不过是恢复了心中原本就有的慈爱的本体。所以，后世之人都称舜是一个古往今来的大孝子，瞽叟也就变成了一个慈祥的父亲。”实践出真知，并非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精华，至少不是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本意。有一点需要注意，王阳明提“知行合一”是从其心学磐石“心即理”衍生来的。也就是说，提“心即理”是为了让人心理合一，言行合一，那么，“知行合一”实际上也有这方面的提示。你很难想象，一个“知行不一”的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的成败如何。

正在王阳明大谈“存天理去人欲”的时候，王琼被推上了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的椅子。但他没有马上践履对王阳明许下的诺言，因为他还有另外的打算。他的眼光停留在大明帝国疆域图的江西南昌，眉头紧锁。但这些问题很快就被他驱逐出脑海。他不应该这样想，建功立业的目的是为一方的安宁，他是奔着拯救那里的百姓去的。他应该不为名利，只凭良心来做事。他的良心现在就告诉他，应该去实现理想，拯救万民。这就是王阳明《大学问》告诉我们的一个终极真理，用王阳明的话说，不是我告诉你的，这个道理其实就在你心中：天下一切事，都是你良知的事。北京金沙俱乐部王阳明回答：“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呢，圣人的才力，也有大小之分，这就好比金的分量有轻重一样。尧、舜那样的圣人就如同一万两重的黄金，文王、孔子如同九千两重的黄金，禹、汤、武王如同七八千两重的黄金，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两重的黄金。

1527年农历十一月十八，王阳明抵达肇庆，这里离广西的梧州只有一天的路程。他的足疾开始发作，几乎不能站立，当地潮湿、瘴疠肆虐的气候也让他的肺病加重。跟随他的弟子们已能清晰地听到王老师呼吸时发出的只有蜥蜴才有的“咝咝”声。在肇庆过夜时，他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我们说这是预感，王阳明说这是良知正在发挥作用。他又给他在浙江老家的弟子们写信，信中总是在追问弟子们的学业是否有进展，同时谈到了他的病。弟子回信说很担心他。他苦笑了一下，当他到达江西梅岭时，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王阳明意识到这不是好现象，他对一直从广西跟随过来的弟子王大用说：“你知道诸葛亮托付姜维的故事吗？”据说，朱厚照看完这封信后，浑身发抖。他一夜未眠，清晨来临时，他找来王岳交代了几句话，王岳派人给刘健和谢迁送去了一封信。信中说：“已定。”刘瑾等人被发配到南京守太祖陵。张璁向朱厚熜表明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杨廷和挑选的典故并不适用于当今皇上，皇上应该称自己亲爹为父。朱厚熜心花怒放，把这个唯一盟友的奏疏转给杨廷和看。杨廷和傲慢地在奏疏上批下自己的意见：一介书生晓得什么大体？

有弟子问王阳明，我无论如何都搞不明白知行怎么就是合一的。比如，学问思辨就属于“知”，去实践属于“行”，我可以学问思辨而不去实践啊，您怎么就能说，知行是合一的呢？王阳明更加忙碌起来，他命令各地仍然效忠中央政府的官员集结所能集结到的一切部队，在本年七月十五会合于离南昌九十公里的临江樟树镇，他将在此地集结兵力后向北对南昌城发动总攻。所谓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向众弟子提出的恍恍惚惚的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说：“詹师富现在巴不得我们撤退，我们就如其所愿传出消息，说不打了，今年秋天再来。他的那群间谍肯定会把消息传递给他。你们再把士兵们组织起来搞个联欢会，要搞得热热闹闹的，让他信以为真。当他放松警惕后，我们就奇袭他的基地象湖山，一战可下。”

九月，退休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林俊通过他的老部下们向朱厚熜谈到王阳明，林俊也是王阳明的门徒，在活了一大把年纪后突然认识到程朱理学的弊端，感觉到了王阳明心学对心灵的冲击。林俊知道几年来举荐王阳明的人都以沮丧而结束，所以他没有向朱厚熜举荐王阳明当官，而是希望朱厚熜能让德高望重的王阳明到皇帝身边当秘书。朱厚熜身边的秘书已经多如牛毛，况且，朱厚熜身边最让他欢喜的秘书是道士们，而不可能是德高望重之人。所以，林俊也只能收获失望。1503年农历九月，他回到北京，进了兵部工作，依然是索然无味。他重新探索理学，但这一次的探索是平静的，没有从前的激动和困惑。他此时毫无预感，不知道他前半生的历史已到了尾声。1504年，他突然对好友湛若水说：“我们倡导身心之学如何？”北京金沙俱乐部只有一件事，他可能没有看到，或者说，他不屑于看到。这件事发生在大明帝国贵州龙场（今修文县）驿站中，当事人是驿站站长王阳明，叫“龙场悟道”。多年以后，中国思想史把它定义为：心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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