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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先生(Erik izraelewicz)生于1954年,经济学博士。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与别的国家不同,它很小的举动就能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很不稳定的影响,比那些先发展起来的国家要大得多。为了满足本国的需求,中国在世界的石油和粮食市场上频频派出密使,使这些市场不可避免地火爆起来。它的巨大需求是突然出现的不稳定的根源。在世界市场上,受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工业革命虽然加快了中国追赶最发达国家的速度,但是它的追赶所需花费的时间却比此前的先行者当年所用的时间要长得多。在贝里高地区寻找香菌的母猪们没有想到,它们的战利品,法国著名的香菌,正遭受一场无理性竞争的威胁。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来自中国的块菌,看上去和珍贵的黑色宝石一模一样,现在正以法国香菌1/10的价格向顾客叫卖,它们是由数千公里之外的中国人饲养的猪找出来的。今后,人们恐怕不敢断言当地餐桌上的美味究竟来自哪里了。布列塔尼半岛的采石场也不敢相信,自数千年前竖起第一根石柱以来,它们的花岗岩从来不需要做广告,可现在也受到了打击。该省首府雷恩的市政当局准备翻新车站广场,负责人对石料的挑选并没有犹豫。他们选出的石料极像从本地的地下开采出来的,像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然而这些石头却来自中国。阿尔萨斯的农民一向对自己的产品——水果——深信不疑。几个世纪以来,它们果园里推出的特产闻名遐迩。不过今天,中国来的苹果汁却成了斯特拉斯堡人最爱喝的饮料。可是在中央帝国,这个美好的模式却要冒失败的风险,至少进展的速度要慢得多。当然,今天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已出现了强大的提高工资的压力。但是就全国而言,这样的压力还很弱。在至少十年以来,广东省的工业生产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却基本没动,而且在最近几年也不大可能提高。从卡尔·马克思所撰写的经济学著作里,人们会明白其中的道理。首先,他提出了“后备军”的概念,也就是这里的劳动力。这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北京领导人的伟大理论家在《资本论》里解释说,资本家会想尽办法维持一个失业者的“后备军”,这些大军急需为自己寻找生路,于是就会成为资本家们残酷压迫工人的筹码。由于无业人群的存在,资本家便能够把一些恶劣的劳动条件强加给员工(如低工资、无休止的工作时间、过快的工作节奏和极低的社会保障等),并有效地阻止预期利润率的下降。今天的中国,是否会成为马克思眼中那些资本家的天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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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另一端,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邓小平取得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位小个子男人身上并没有任何极端自由主义的气味。如果说,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么邓小平所信奉的则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用动物来打比喻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修辞方式,而邓公的名言则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他就是用这种说法来为自己那些有悖于共产主义教条、并触犯了部分同志的决策进行辩护。经济发展是他所坚持的“硬道理”,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人民走出贫穷,走出几十年计划经济之后更加恶化的贫穷状况。在许多方面,他推行了与自己的前任——“伟大的舵手”——截然相反的做法。他首先解放了农民,然后让工业自由化,并到处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对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希望积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大好机会。与传统案例相比,中国在工资方面有着漫长的追赶时间,而高科技力量的提升却将显示出惊人的速度:它将成为非洲和美洲、中世纪和21世纪的不确定的混合体,中国将以强大而持久的力量在各种市场上与老工业国展开竞争,它要迫使后者进行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创造性的破坏”。还有,中央帝国将使富国面临节奏上的考验,创新能够和摧毁一样快吗?为了补充那些被“中央吸血鬼”靠自己的相对优势抽走的旧产业,老工业国的实验室能够迅速设计出新的设备、服务和职业吗?从目前来看,涡流估计要比过去的强烈得多。澳门金莎娱乐这时,中国来到了基础产品市场,大力购买原材料、能源和农产品。中国的到来揭开了上述美景的面纱,它告诉我们,经济生活还不是纯粹虚拟的,它永远也不会变成那样。脑袋还永远需要手臂,我们社会的生产活动仍然广泛依赖于那些实实在在的原材料:人们必须到深深的矿井中挖掘煤炭,打井开采石油,耕种小麦。今天,从巴黎向柏林,或从纽约向上海传送声音或图像,已不再需要导线,可是运输锌、钢与大豆却仍然需要港口、公路和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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